前还做过别的吗？或者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离开了厂子，自己能干点什么？比如，会不会做小吃，会不会缝纫，会不会带孩子，或者有没有熟人介绍别的活？” 古民引导她们从“失去工作”的恐惧，转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的可能性。这是风险应对的第一步：盘点自身剩余技能和资源。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是七嘴八舌的回答：
“我？就会看机器，做零件，别的不会啊。”
“我以前在饭店帮过厨，会包饺子，但年纪大了，站不住。”
“我娘家以前摆过小摊卖早餐……”
“我会踩缝纫机，但眼睛花了，做不了精细的。”
“我带孩子有经验，但去当保姆，人家嫌我没证，也不放心……”
“听说社区在招保洁，但工资低，还要抢。”
信息很零散，充满了自我否定和无力感。但古民迅速捕捉到几个关键词：帮厨、摆摊、缝纫、带孩子、保洁。这些是技能，是潜在的、可被重新组合和定位的“人力资本碎片”。
“阿姨们，我大概明白了。第三个问题，大家手头现在，能紧急动用的钱，大概有多少？就是万一真没工作了，家里能支撑几个月的基本开销？” 这个问题很残酷，但必要。它涉及风险承受能力和任何转型尝试的“启动资本”。
又是一阵沉默和低声交流，然后是一个沮丧的声音：“我家……能撑两三个月就不错了，还欠着账。”“我也差不多，孩子一开学，钱就光了。”“哪有什么余钱……”
“好，谢谢阿姨们告诉我这些。” 古民总结道，“情况我大概清楚了。现在事情还没到最坏那一步，咱们还有时间准备。着急没用，咱们得想办法。阿姨们刚才提到的，会做饭、会踩缝纫机、能带孩子、能做保洁，这些都是本事，不是没用的。关键是，怎么把这些本事，变成能挣到钱、能养活自己的事。”
他停顿了一下，给电话那头消化信息的时间，然后继续说：“妈，还有各位阿姨，我今天先提个想法，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第一，厂里的事，继续关注，但别自己吓自己，该干的活还得干好。第二，大家回去都想想，自己最可能、也最愿意去试着做点什么，哪怕是摆个小吃摊、接点缝补的零活、或者打听下社区保洁的要求。第三，算算家里的账，看看最紧的缺口在哪里，能省的钱先省下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大家要抱团。一个人找活难，几个人一起，信息多，胆子也壮，互相也能照应。等我想想，也问问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阿姨们这种情况的路子，或者怎么能把大家会的那些本事，变得更值钱一点。”
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只是提供了清晰的思考框架和“抱团”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电话那头的情绪。哭泣声基本止住了，变成了低低的讨论。
“民子说得在理，光哭没用。”“对对，先看看自己能干啥。”“是得算算账……”
“妈，您陪阿姨们再说说话，也宽宽心。我这边也再想想。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古民结束了通话。
放下电话，古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刚才那十几分钟的通话，像一场微型的社会田野调查。他听到了一个典型的下岗女工群体样本的集体焦虑：技能单一且与市场需求脱节、家庭财务脆弱、抗风险能力极低、对未来
第131章 母亲的工厂姐妹团哭诉会-->>(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