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直这套“乱世生存哲学”，当然不是他天生就有的。大半是受了王炸那套“实用至上”、“力量即真理”的作风影响。王炸用最直接粗暴的方式，给他展示了在这个秩序崩坏的世道里，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官场规矩，有时候都比不上手里有粮、城里有兵来得实在。跟着王炸，他刘大直才从以前那个战战兢兢、生怕哪天被流贼或上司搞掉的普通知府，变成了如今稳坐钓鱼台、说一不二的巩昌土皇帝。
这不，前些日子，王炸从草原回来，路过陕西时，又派人给他送来了上百头牛，几百只羊！说是让他改善改善伙食，给新军和出力多的百姓打打牙祭。这份体贴和厚赐，把刘大直感动得不行，对着王炸使者离去的方向，恭恭敬敬行了礼。
他现在心里门清，自己这一身肥肉、满仓粮食、稳固城池、听命新军，乃至这条老命，都是拜灭金侯所赐。什么大明朝廷，什么崇祯皇帝，天高皇帝远，如今这世道，谁能让他刘大直和巩昌府活下去、过得好，他就认谁！
有时候夜深人静，刘大直摸着吃得滚圆的肚子，看着窗外宁静的巩昌夜景，心里会冒出个胆大包天的念头：要是哪天，侯爷觉得时机到了，想干点更大的事儿……比如，扯旗子？他刘大直估计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立马把巩昌府的库房打开，把新军拉出来，第一个跟着侯爷干！这大明江山，爱谁谁吧，反正他刘大直是铁了心，要跟着灭金侯这条大船，一条道走到黑了。跟着侯爷，有肉吃！
刘大直能考上进士，在那人才济济的大明官场里混到一府主官的位置，脑子绝对是够用的，绝不是傻子。他深知自己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也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给朝廷的奏折，他每月按时写，按时发，从不延误。
在奏折里，他当然会提自己如何“仰赖皇上天威”、“将士用命”，打退了流贼的几次进犯，保境安民。但他绝不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更不会大肆吹嘘。相反，他用了更多的笔墨，浓墨重彩地描述陕西局势是如何糜烂，流贼如何猖獗，百姓如何困苦，地方如何残破。
而他描述的重点，或者说他精心选择的“靶子”，就是那些散落在陕西各地的藩王宗室。
在他的笔下，这些天潢贵胄、朱家子孙的形象，简直没法看。某某王爷，封地内民不聊生，依然强征暴敛，王府修得比城墙还高，粮仓堆得冒尖，却对城外的饿殍视而不见，甚至紧闭府门，连朝廷调粮助剿的文书都置若罔闻。某某郡王，不仅不出钱出粮协助官府，反而纵容家奴、庄头，与地方豪强、甚至与一些来历不明的人“过从甚密”，在兵荒马乱中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他将这些藩王的所作所为，与高迎祥、王嘉胤等流贼头目“劫掠地方、不顾民生”的行为相提并论，甚至暗示在某些方面，这些藩王对地方造成的危害，比流贼更甚——因为流贼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这些王爷，是披着合法外衣、敲骨吸髓的蛀虫！
刘大直写这些，倒不全是诬陷。明末藩王宗室仗着特权，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逃避赋税、为富不仁是普遍现象，陕西尤甚。他只是选择了最触目惊心的事例（有些甚至是他暗中调查或搜集来的），用最能挑动皇帝神经的笔法，写了进去。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不断给崇祯皇帝心里那根对宗室不满的刺“加料”，不断抹黑这些趴在大明躯体上吸血的蚂蟥，让皇帝对这些亲戚的厌恶与日俱增。
他这是要替王炸将来可能的行动铺路。刘大直不傻，他看得出王炸对大明没什么敬畏，对藩王宗室更没什么好感。如果有一天，王炸要对陕西这些藩王下手，无论用什么理由，朝廷的反应至关重要。他刘大直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身处险地、忠君体国”的地方官身份，不停地给崇祯吹风，把这些藩王形容成比流贼还可恨的国之蠹虫，让皇帝觉得收拾他们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肃清地方、巩固朝廷的“必要之举”。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事，崇祯心里的天平，或许就会更偏向王炸一些。
这一招，不可谓不“坏”，但确实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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