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由，但西班牙的眼线无处不在，而且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状态使得任何涉及西班牙的事务都很敏感。”
迭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宗教裁判所或西班牙情报网络可能已经注意到他的活动。他立即采取行动：转移地下室的所有秘密印刷材料到三个分散的安全屋；更改与记忆网络联络的密码系统；让妻子安娜带着女儿贝亚特里斯暂时搬到莱顿的亲戚家。
但他没有停止工作。相反，他认为危机也是机会：是时候测试网络在压力下的韧性了。
通过加密信道，他联系了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修士，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指示。回信很快到达：
“安全第一。暂停所有文献流动至少两个月。巩固现有网络，但不要扩张。评估威胁程度：是泛泛的怀疑，还是具体的指控？如果是前者，谨慎即可；如果是后者，考虑暂时离开阿姆斯特丹。
关于莱拉女士：最新消息称‘海鸥号’已从东印度群岛启程返回，预计六月抵达。她的记录极为重要，需要安全接收和分发。
坚持。黑暗越深，光越珍贵。”
迭戈决定暂时不离开。他的印刷坊有合法的商业活动作为掩护，突然离开反而可疑。但他加强了安全措施：雇佣了一个可靠的保镖兼助手，安装了更复杂的门锁，与邻居建立了守望互助的关系。
四月初，威胁具体化了。一天下午，两个自称是“海关稽查员”的人来到印刷坊，要求检查近期印刷的所有材料。他们有正式文件，但迭戈注意到其中一个的口音有轻微的安达卢西亚特征——不是荷兰人，甚至不是弗拉芒人，是西班牙人伪装的。
迭戈冷静应对，展示了所有合法的商业印刷记录：账簿、商业合同、宗教小册子、通俗读物。他注意到那两人特别仔细地检查了纸张库存和油墨使用记录，显然在寻找“隐藏印刷”的证据。
“你们的印刷量似乎比记录的要大，”其中一人指出，“纸张消耗和实际成品数量对不上。”
这是危险的观察。迭戈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准备了解释：“我们为学徒提供练习材料，这些练习品不记录为正式印刷。此外，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废品率——纸张损坏、印刷错误等。”
这个解释勉强被接受，但两人离开时明显不满意。迭戈知道，他们还会回来。
当天晚上，他在安全屋会见了记忆网络在阿姆斯特丹的核心成员：一位莱顿大学的葡萄牙流亡学者，一位同情葡萄牙事业的荷兰商人，还有两位“新基督徒”社区的代表。
“我们需要分散，”迭戈直截了当地说，“所有敏感材料已经转移，但人员也需要暂时分散。我建议：暂停集体会议，改为单线联系；重要文献制作微缩副本，藏在多个地点；准备紧急撤离计划。”
学者提出担忧：“如果我们分散，网络效率会降低。莱拉女士的记录即将抵达，需要接收、整理、复制和分发。这需要协调。”
“那就建立更安全的协调系统，”迭戈说，“使用死信箱、加密广告、商业代码。我们的祖先在宗教裁判所的追捕下保存知识几百年，我们也能做到。”
他们制定了详细计划：莱拉抵达后，由荷兰商人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接收她的“科学和商业记录”，然后秘密转交；学者负责学术内容的整理和加密；两位“新基督徒”负责通过商业网络分发安全版本。
“记住我们的原则，”迭戈在会议结束时说，“不是政治阴谋，是记忆保存。不是推翻政权，是抵抗遗忘。即使被捕，即使审讯，我们也只承认收集和保存知识。这在荷兰法律下不是犯罪——除非涉及煽动暴力，而我们从未涉足暴力。”
但他心中知道，宗教裁判所不尊重荷兰法律，如果他被西班牙特工绑架或暗杀，不会有官方保护。
回家路上，迭戈格外警惕。阿姆斯特丹的春夜，运河边的房屋灯火通明，酒馆里传来笑声和歌声，这座城市看起来如此自由和安全。但在这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宗教和商业冲突交织，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无处不在。
他想起在马德里的日子，作为宗教裁判所的低级官员，见证过审讯和迫害。那时他感到恶心和矛盾，但只能沉默。现在，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但代价可能是他和家人的安全。
到家时，安娜已经带着贝亚特里斯从莱顿回来。两岁的女儿扑进他怀里，用混合的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说：“爸爸！书！读！”
安娜表情严肃：“莱顿的亲戚说，有陌生人在附近打听我们。我问了描述——很像你今天提到的那两个人。”
迭戈感到心中一紧。“我们需要准备随时离开。”
“去哪里？”安娜问，声音平静但眼中有关切。
“英格兰？法国？或者更远的……”他停顿，“但我不能离开。莱拉的记录即将抵达，网络需要我协调。”
安娜握住他的手：“那我们留下。但要有计划。”
那天晚上，迭戈在家中阁楼准备了一个紧急包裹：护照、现金、加密的联系信息、几件最重要的家族文献微缩副本。他还写了一封信，密封好，交给安娜：“如果我出事，把这封信交给莱顿的学者。他会知道怎么做。”
“不会出事的，”安娜坚定地说，“我们会小心，邻居们会注意，阿姆斯特丹不是马德里。”
但他们都清楚，在宗教和政治冲突中，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四月下旬，迭戈收到了意外的好消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渠道确认，“海鸥号”航行顺利，已经绕过好望角，正在大西洋北上，预计五月底抵达。莱拉不仅安全，还带回“极其丰富和独特的记录”，公司董事们对此评价很高。
同时，来自里斯本的加密消息带来了葡萄牙本土的动态：菲利普三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葡萄牙贵族中的不满情绪在公开场合开始显露。在布拉干萨公爵的领地，有民众聚集呼喊葡萄牙老国王的名字；在科英布拉大学，学生们秘密传阅批评西班牙统治的诗歌。
“变化的风在积聚，”费尔南多修士的信中写道，“但风向还不确定。我们继续记录，继续等待。”
迭戈感到希望和压力同时增加。莱拉的记录可能为葡萄牙的文化复兴提供宝贵资源；葡萄牙本土的动荡可能带来独立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威胁也在增加。
五月的一天，危机终于爆发。下午三点，印刷坊闯入四个武装男子——不是官员，更像是雇佣的打手。他们制服了迭戈的助手，威胁迭戈交出“所有关于葡萄牙的非法材料”。
迭戈保持冷静：“我只有合法的商业材料。你们是谁？有什么权力搜查？”
领头的人冷笑：“权力？我们有付钱的主顾的权力。交出来，否则你的印刷坊会‘意外’失火，你和你的家人会‘意外’受伤。”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迭戈知道，这些人可能受雇于西班牙利益集团，或者是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徒，反对任何关于葡萄牙独立的言论。
“我什么也没有，”他重复。
男人们开始粗暴搜查。他们掀翻桌子，打破橱柜，撕开书籍。但所有敏感材料早已转移，他们找到的只是普通商业文件。
愤怒中，领头者抓住迭戈的衣领：“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席尔瓦。停止，否则下次不会这么客气。”
他们离开后，印刷坊一片狼藉。迭戈的助手受了轻伤，但无大碍。邻居们听到动静过来查看，有人去叫了市卫队。
市卫队官员记录了口供，但暗示：“这种‘私人纠纷’很难追查。也许你得罪了什么人，席尔瓦先生。”
迭戈明白信息：官方不会提供太多保护。
那天晚上，他在安全屋召集紧急会议。“威胁升级了。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散。从今天起，我减少公开活动，印刷坊由助手经营。所有联络通过加密信件和死信箱进行。”
“但你的安全……”学者担忧。
“我会小心。而且，”迭戈微笑，“我在马德里宗教裁判所工作过十年，我知道他们如何运作。他们的弱点是官僚主义、内部竞争和过度自信。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反向渗透。通过商业关系，他接触了一个为西班牙收集情报的弗拉芒中间人，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但看似有价值的信息，换取“保护”和内部情报。
“这是危险的游戏，”安娜得知后反对。
“但被动防御更危险，”迭戈解释，“我们需要知道敌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
五月底，“海鸥号”抵达阿姆斯特丹的消息传来。迭戈通过中间人得知，西班牙特工确实在监视这艘船，特别是“那个带回敏感记录的葡萄牙裔女学者”。
他立即行动：通过荷兰商人的关系，安排莱拉在官方欢迎仪式前秘密下船，由安全网络接应。同时，准备了一个假目标：一个与莱拉体型相似的妇女，穿着类似的衣服，带着假的记录箱，吸引注意。
计划成功了。当西班牙眼线跟踪假目标时，真正的莱拉已被安全转移到莱顿的一处安全屋。
迭戈见到她时，几乎认不出这个表妹：皮肤晒成深棕色，眼神中有大洋的辽阔和疲惫，但依然清澈坚定。
“迭戈，”莱拉拥抱他，“好久不见。”
“欢迎回家，莱拉。你带回了一个世界。”
三、记忆的汇流
1604年6月，莱顿安全屋。
莱拉·阿尔梅达在安全屋的书房里，面对堆积如山的记录材料：日志本、地图卷、标本箱、素描册。她已经整理了三天，将它们分类为不同的受众和用途。
迭戈、荷兰商人、莱顿学者和两位“新基督徒”代表围坐在桌旁，听
第三十五章：双重航线（1603-1604-->>(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