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都跟平常一样——除了口罩下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口袋里那支装满镇定剂的小型注射器。
这是第三种选择。不逃跑，不求救，不指望任何人原谅。她欠夏晚星一条命，欠行动组很多人一条命，但她欠苏洋两条——一条是姐弟情分，一条是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却没能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的亏欠。她唯一的筹码是她还知道一件事——“幽灵”的真实身份。陈默以为她不知道，但她在一次送文件的时候，在陈默办公室的碎纸机旁边看到了一张没来得及碎掉的便签，上面只有一个字：“陶”。
她不知道这个字代表谁，但她知道这是一个姓氏。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里，姓陶的没几个。
她准备拿这个秘密换苏洋的一条命，换一个好一点的治疗条件，或者最起码，换一个不被灭口的机会。她知道这是螳臂当车，知道“蝰蛇”不会放过任何叛变的人，但她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了——前有国安怀疑，后有蝰蛇灭口，她只能往旁边跑，哪怕旁边是悬崖。也许那个悬崖下面不是深渊，而是洱海。蓝色的，安静的，可以洗掉一切东西。
八点整，急诊室的第一波病患涌进来。苏蔓站在分诊台前，给一个发烧的老大爷量体温，额温枪滴了一声，她的余光扫过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她不确定那个摄像头后面是谁——医院安保？还是国安？还是陈默的人？又或者三方都在看？她的后背绷得很紧，像一根拉满的弓弦，随时可能断裂。但她仍然笑着对老大爷说：“没事，三十七度八，先验个血，您在那边坐一下。”
陆峥的电话是在八点十二分打进来的。不是打给苏蔓，是打给夏晚星。他站在《江城日报》社的天台上，天台的铁栏杆上挂着昨夜的雨水，风把他的围巾吹得猎猎作响。他挂掉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夏晚星愣了三秒的话：“苏蔓凌晨发了一条消息给陈默，然后她又发了一条给你。她选了。”
“你怎么知道？”
“老猫黑进了她的备用频道。不合法，但管用。”
他挂了电话，从天台上望下去。江城的早晨灰蒙蒙的，东江大道的车流像一条蠕动的不锈钢传送带，那些车子里的每个人都赶着去上班、去医院、去开会。他们不知道今天早上这条路上本来会发生一起暗杀，而现在暗杀被取消了——被一个当了三年间谍的女人用一条两行字的消息取消了。
从天台上往远看，能隐约看到江城市立医院的住院部大楼。最顶层，东侧，第三间。那里面躺着苏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从八岁起就住在医院里，他的世界是一张病床、一扇窗户和一部永远被他姐藏在枕头底下的游戏机。
陆峥对着医院的方向看了很久。
他没说一句话。但在他的喉咙深处，有一个声音很小地响了一下——不是同情，不是原谅，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他知道苏蔓今天会做什么。他完全可以阻止她。他选择不阻止。也许不是因为他相信她会成功，而是因为他希望她至少有一次机会，以她自己的身份，为在乎的人做一件事。
天台风很大。春天在江北还没站稳脚跟，冬天的尾巴在三月尾巴上抽了一下，把整座城市抽得发抖。陆峥裹紧围巾，抬头看了一眼天上那层灰色的云，云缝里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亮光。天还没亮透，但快了。
八点二十分，苏蔓站在医院天台上。
这是她给自己最后的五分钟。五分钟后，她会下楼，叫一辆车，去省人民医院，把苏洋转走。转去哪儿她还没想好，先转走再说。她知道这件事做完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雏菊”了，只有苏蔓——一个出卖过朋友、也出卖过组织、最终把所有筹码押在一个十五岁男孩身上的女人。她知道国安在找她，也知道“蝰蛇”在找她。她跑不了太久。
但此刻，天台上只有她一个人，风很大，吹得白大褂的下摆啪啪作响。东边的天空正在泛白，太阳还在地平线下面，但光已经先一步到达了云层的底部，把云染成一种介于橘红和粉紫之间的颜色，像一片被人遗忘在天上的雏菊花海。
她想起夏晚星说的那句话：“等任务结束，我们去云南。”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洱海。但她知道今天早上，夏晚星不会出现在沈知言的护送队伍里。她不会被子弹击中，不会倒在东江大道的柏油路面上。她会好好地活着，继续加班、喝咖啡、骂陆峥太冷、接下一个任务。
苏蔓把手揣进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到了那支注射器。她把它拿出来，看了看，然后丢进了天台上的垃圾箱。
然后她转身，推开了通往楼梯间的那扇铁门。门吱呀一声关上，天台重新归于空旷。只有风吹过的声音，和远处东江大道上隐约传来的早高峰车流声。
雏菊是在黎明前谢的。没有人看见它是怎么谢的。但黎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