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有抱负，有胆识。其所倡新文化，于扫除暮气、促进思想解放，确有推动之功。然……其主张过于急切，对旧文化批判有余，理解不足，恐易流于肤浅与破坏。文化更新，非一蹴而就，需长期浸润、自然演化。年轻人锐气可嘉，然亦需时间沉淀。且看其日后如何吧。”
这次会面，成为民国文化史上新旧两代代表人物一次标志性的交流。陈三立并未因胡适的“新潮”而拒斥，反而在对话中展现了旧学深厚者的从容与洞见。而胡适对陈三立的尊重，也部分修正了外界对新文化人“全盘反传统”的刻板印象。
二
然而，平静的学者生活，很快被日益紧迫的家国危机所打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悲愤莫名。
时年七十八岁的陈三立，闻此噩耗，如遭重击。他连日不食，深夜难眠，常对家人悲愤言道：“倭寇野心，由来已久！甲午之耻未雪，今又夺我东三省！政府不抵抗，坐视山河破碎，此诚奇耻大辱！我华夏子孙，何颜立于天地间！”
他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篇之中。作《闻辽东警讯》：“海东豺虎忽噬吞，沈辽血雨暗乾坤。三千万众沦胥痛，三百年疆顷刻翻。庙算竟无御侮策，边烽空照旧时痕。孤臣卧疾燕山北，泪尽南云望帝阍。”诗句沉痛激切，直斥日寇暴行与当局无能，爱国忧世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数年，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局势日益危急。陈三立虽年事已高，却时刻关注时局，订阅多种报刊，与友人书信往来，多谈国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深感不满，对我党提出的抗日主张有所关注但了解有限。他更多地将希望寄托于全国民众的觉醒与抵抗，常在诗中呼唤“民心”、“正气”。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的诗集《散原精舍诗续集》刊行。集中收录了大量感时伤事、忧怀国运之作，诗风在沉郁中更添悲慨苍凉。序言中，他写道：“……今老矣，目击时艰，神州陆沉之痛，日迫一日。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惟以枯笔残墨，写此哀音，留告后人：吾民族历劫不磨之精神，终有昭苏之日。诗虽小道，亦心声也。”
这部诗集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许多读者为其深沉的爱国情怀与高洁的民族气节所感动。连一些新派文人，也对其诗中表现的士人风骨表示敬意。
他的健康状况，因年事已高和长期忧思国事而逐渐下滑。咳嗽、失眠、食欲不振时常困扰着他。家人劝他静养，少虑国事，他叹道：“山河破碎至此，苟活已属惭愧，岂能充耳不闻？皮囊存毁，听之天命；心志所系，岂容自己？”
他更加关心子孙辈的动向。此时，陈寅恪已成长为史学大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以其精深博通的学问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宗旨，享誉学界。陈三立对寅恪的学术成就深感欣慰，但对其在国难当头依然专注于“象牙塔”中的研究，内心不无矛盾。一次信中，他委婉提醒：“夫学问固国之重器，然当此危亡之秋，学人是否亦当思以其所学，更直接地服务于救亡图存之大业？”
陈寅恪回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父亲教诲，儿谨记。日寇可暂占我土地，屠戮我人民，然不能灭我文化，绝我学脉。儿从事之历史语言研究，看似迂远，实为厘清我民族文化之源流特质，以确证我民族生存发展之内在理路与独特价值。此亦是抵抗，是更深层、更根本之抵抗。且学术之真知，终将有助于未来国家之建设与民族之复兴。”
陈三立读后，沉思良久，终叹道：
第三十一章 寒松晚翠 绝粒殉苍-->>(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