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即“寺库”或“长生库”业务）盘剥农民，最终兼并其田产。二是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农民为躲避繁重赋税和兵役，往往“带田投附”或“出家为僧”，将田产伪报为寺产，自身则成为寺院的依附农民（“僧祇户”、“寺户”），只向寺院纳租服役，不向国家缴税当兵。三是从事商业、高利贷，与民争利。大寺院往往经营碾硙（水力磨坊）、店铺、质库（当铺）、车坊，甚至参与海外贸易（通过代理人），资金雄厚，又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正常商业秩序。四是寺院建筑竞相奢华，耗费无度。一座大寺，往往“殚尽财力，雕镂金碧”，占用大量社会财富和劳动力。
韦陟话音刚落，中书侍郎、同时也是虔诚佛教徒的崔知温便出列反驳：“韦尚书此言，未免危言耸听，以偏概全。佛门乃清净之地，导人向善，陛下与天后亦尊崇佛法，为社稷祈福。寺院田产，多赖信众自愿供奉，或朝廷赏赐，用以供养僧众，缮修佛像，弘扬佛法，此乃功德无量之事，何来‘动摇国本’？至于少数不肖僧徒，或有伪滥，乃管理不善所致，岂可因噎废食，归咎于佛法？”
另一位出身世家、与寺院经济有千丝万缕联系（家族常向寺院布施以求庇护，或与寺院有土地、商业往来）的宰相李敬玄也缓声道：“崔侍郎言之有理。佛法慈悲，化导民心，有助于王化。寺院广有田产，亦能赈济灾荒，安抚流民。前年河北旱灾，不少寺院开仓放粥，活人无数，此非功耶？朝廷租调减少，当从均田、户籍、吏治上着手，岂可专责于佛门？”
支持韦陟的官员则纷纷引经据典，从历史教训（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的经济政治背景）、现实财政危机、社会不公等角度，力陈抑制寺院经济膨胀的必要性。朝堂上顿时分成两派，争执不下。一派以务实派官僚、财政官员为主体，担忧国用、兵源、社会公平；另一派则包括虔诚的佛教徒、与寺院利益相关的贵族官僚、以及部分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百姓、稳定统治的官员。
李瑾静立班中，仔细聆听着双方的辩论。他深知，寺院经济问题，绝非简单的“宗教”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体。佛教经过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已深深嵌入帝国肌体。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庞大的经济实体、文化中心、社会组织和潜在的权力中心。武则天本人就崇信佛教，并积极利用佛教为自己执政提供合法性（如支持翻译《大云经》，暗示女主当国）。直接采取激烈手段“灭佛”或大规模“毁寺”，在当下政治环境下既不现实，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信仰危机。
但问题确实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海贸带来的财富潮水，不仅滋养了新兴的工商业，也以“功德钱”、“还愿捐”等形式，极大地充盈了寺院的库藏。许多海商巨贾，如冯若芳、蒲同文，在暴富之后，往往将巨额财富捐赠给名寺古刹，以求“功德”，或为家族寻求精神庇护。这使得大寺院的财力更加惊人，兼并土地、经营商业的手笔更大。而寺院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在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土地兼并加剧的背景下，其危害性被成倍放大。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吸吮着帝国的税基、兵源和社会财富，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甚至与国争利的“国中之国”。
争论持续了一
第261章 佛寺占良田-->>(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