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江南、岭南、运河沿岸，早已名存实亡。土地兼并、人口增长、赋役压力，使得大量小农破产或半破产，成为“客户”（佃农）或流入城市、工场谋生。与此同时，海贸繁荣催生的巨大需求，又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在扬州、广州的码头，每天清晨都有“人市”。那里聚集着等待雇佣的“脚力”（搬运工）、“篙工”（船工）、“杂作”（零工）。工头或船主前来，根据体力、技能、口碑议价雇佣，日结或按航次结算。契约关系简单直接，来去相对自由（尽管常受行会、帮派约束）。在杨大椿的窑场，那些来自乡村的雇工，农忙时可能还会回乡帮佣，但更多的时间已固定在工场，领取货币工资，购买口粮，成为脱离土地、依赖市场的“雇工人”。
更专业的工匠，如瓷器匠、铁匠、木匠、船匠，其身份和议价能力更高。他们可以受雇于大型工场，也可以自己开设小作坊，承接来料加工或订单。在泉州、广州，甚至出现了初步的“劳动力市场”和“工匠行会”，负责协调工价、制定行业规范、提供互助。尽管“匠籍”制度在名义上依然存在，官府大型工程（如造船、建筑）仍可征发匠户，但在蓬勃的民间经济领域，货币雇佣关系已占据主导。劳动力，开始成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
三、钱生钱：金融的萌芽与资本的躁动
巨额的金银流入，不仅作为财富储存，更在急切地寻找增值的途径。传统的土地投资仍是重要去向，但在江南、岭南等商业中心，投资工商业的回报率显然更具吸引力。于是，早期的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像冯若芳投资杨大椿的窑场，海商投资造船、制糖、采矿，就是典型。他们提供资金、原料、销售渠道（甚至海外市场），工场主（或工匠团体）提供技术、管理和劳动力，利润分成。这是一种松散的“合伙制”或“预付包买制”的延伸。
更引人注目的是金融活动的空前活跃。“柜坊”从最初的贵重物品保管、汇兑，逐渐发展出存贷款业务。广州富商蒲同文的“同文柜坊”，不仅吸收番商、海商的巨额存款，还向中小商人、手工业主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他甚至开始尝试发行一种以金银储备为抵押的“金票”、“银票”，在一定商圈内作为大额支付凭证流通，减少了金银搬运的麻烦和风险。虽然这还远非现代银行和纸币，但信用货币的雏形和银行信用的萌芽已现。
“质库”（当铺）和民间借贷网络更加发达。在长安西市、洛阳南市，出现了专门从事“飞钱”（汇票）承兑、买卖的铺席，形成了初步的“汇兑市场”。一些大胆的商人甚至开始进行“海上保险”的雏形——数家商号联合，对某次远航的货物和船舶进行“保赔”，收取保费，若船货安全抵达，则赚取保费；若遇海难，则按约定比例赔偿。这虽然原始且风险极高，但反映了资本试图规避风险、扩大利润的冲动。
四、市与城：商业网络与城市革命
商品经济的活跃，重塑了帝国的市场网络。传统的“坊市制度”在扬州、广州、泉州等贸易中心城市早已瓦解，店铺临街开设，夜市通宵达旦。在长安、洛阳，虽然皇城、宫城附近的坊市管理仍较严格，但东西两市的规模空前扩大，周边坊里商业气息浓厚，宵禁时间也屡有突破。一种更自由的“街市”形态成为主流。
定期举行的“草市”、“墟市”在广大乡村地区如雨后春笋，连接着最基层的生产与消费。区域性的
第259章 经济大革命-->>(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