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
“哪不一样？”
“这次你赢不了我。”苏砚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抬头，手指还在手机上敲字。陆时衍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这次他们不是对手，是队友。这次不需要分出胜负，需要的是把那棵树留下。
接下来几天，苏砚开始动用她全部的资源。她给市规划局的领导打了电话，对方态度客气但坚定——银杏巷的拆迁方案已经公示过了，移植方案也经过了专家论证。除非有“重大新情况”，否则不予调整。她又找了分管城建的副市长秘书。秘书在电话里答应“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甚至通过海外投资人联系了一位在国内颇有声望的城市规划学者，对方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建议信，指出银杏巷的街巷格局和植被生态具有“城市记忆活化石”的价值，建议整体保留。这封信被转到了规划局，石沉大海。
第七天晚上，苏砚一个人去了银杏巷。
巷子已经变了样。墙上的红色“拆”字喷得到处都是，有些院门上贴着封条，有些窗户已经被卸掉了，空洞洞的窗框像被剜掉的眼睛。巷口的杂货铺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搬家了，新店地址未定。谢谢二十年的照顾。老张。”那个“顾”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写字的人舍不得落笔。
苏砚沿着巷子往里走。路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忽明忽暗地闪着，把她脚下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她走到十七号院门前，门没锁——或者说锁早就被人撬了。她推门进去，院子里的地砖缺了好几块，她父亲当年搭的那个葡萄架只剩两根朽木柱子。但她不是来看房子的。她穿过院子，从后门走出去，走进那条夹在两排老房子之间的窄巷子尽头——那棵银杏树就在那里。
树还在。
秋天的叶子还没落尽，树冠上挂着一层金黄，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不太真实，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被重新上了一遍金漆。树下的石凳还在原来的位置，凳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银杏叶，有几片还带着露水，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苏砚走过去，没有拂开落叶，就那么坐在了落叶上。石凳很凉，凉意穿透她的风衣渗进后背。她靠着树干，抬头看树冠缝隙里的天空。天空是暗橙色的，城市的光污染让星星一颗都看不见。但她知道星星在那里，只是看不见而已。她把手机拿出来，翻到父亲的号码——那个号码已经停机快十年了，但她一直没有删。她对着那个号码看了一阵，然后把手机倒扣在石凳上。
“跟你讲个事。”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种的这棵树，他们要把它搬走。搬到一个苗圃里。我试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关系，都没用。”她停了一下。风从巷子另一头吹过来，银杏叶沙沙地响，有几片落在她肩头，她没有抖掉，“以前我做公司的时候，觉得这世上没有钱和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代码写不好可以重写，市场丢了可以再抢，专利被人偷了可以打官司打回来。但这次我忽然发现，有些东西不是你能打赢的。不是对方太强，是规则本身就不给你留位置。一棵八十年的树，不够古，不够名，不够资格被保护。它什么都不够——除了对我来说，它是一切。”
她说完这些，闭上了眼睛。银杏叶还在落，一片接一片，落在她头发上、肩膀上、膝盖上。她没有哭。她只是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像是要把这棵树的每一丝气息都收进肺里，带回去存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巷子口传来了脚步声。
脚步声很熟。不紧不慢，左脚比右脚稍微重一点点——那是陆时衍常年站法庭站出来的习惯，右腿比左腿稍微吃力些。苏砚没有睁眼，但她能感觉到他在她身边停下来，弯下腰，轻轻拂掉了她肩头的落叶。然后他在她身旁的石凳上坐下。两个人并肩坐在银杏树下，和那些年的无数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坐在空位子上的人换成了陆时衍。
“规划局那边，今天下午有了新回复。”陆时衍说。
“怎么说？”
“说如果要保留这棵树，需要街区全体业主联名申请。银杏巷一共三十九户，目前还在的只有十一户，其余都搬走了。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去了国外，有的干脆找不到人。联名签字，从实际操作来讲，几乎不可能。”
苏砚没有说话。
“但是，”陆时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苏砚手上，“十一户还在的居民，我今天下午一家一家上门，签了十户。最后一户是老张，就是巷口那个杂货铺老板。他已经搬到双流去了，我开车过去花了一个半小时，到的时候他正在新店里摆货架。我说我是银杏巷十七号苏家的——没说完他就知道我是谁了。他说，你是苏砚丫头的男人，你在电视上出现过，银杏巷出去的姑娘里，就数你最有出息。”陆时衍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忽然有些哑，很快轻咳一声压了下去，“他没有犹豫，拿起笔就签了。还从货架上拿了一瓶豆奶，让我带给你，说这是他当年欠你爸的。你爸帮他修过自行车，没收钱，他说下次请你们父女俩喝豆奶。后来你爸破产了，这瓶豆奶就一直欠着。”
苏砚低头拆开信封。里面是十一份签了名的联名申请书，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扭，有的用钢笔有的用圆珠笔，其中一份还是用铅笔写的——大概是实在找不到别的笔了。最上面那一张，是老张的签名。歪歪扭扭的两个字，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一行小字：“苏砚丫头，豆奶是玻璃瓶的，别放太久，会坏。”
苏砚握着那个信封，手开始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颤抖，而是极轻微的、从指间蔓延到手腕的抖动。她闭上眼睛，把那封信贴在胸口，按在风衣的扣子上面。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看向陆时衍。路灯的橘色光线打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眼镜框的影子投在脸颊上。他看着她，没有说“别难过”之类的废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比她的暖和，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
“那棵树，”苏砚说，“是不是真的保不住了？”
陆时衍沉默了。这个在法庭上从来不会犹豫的男人，此刻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哄。她的问题不是情绪宣泄，是在问他一个事实。
“树可能保不住。”他说，声音很稳，但稳得有点刻意，“但是树可以不走太远。”
苏砚看着他。
“苗圃那边我联系过了。园林局的苗圃分好几个等级，古树名木有专门的一级养护区，温湿度可控，土壤定期检测，有专职园艺师。那棵银杏如果能进一级养护区，存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他顿了顿，“当然，需要一笔额外的养护费用，还需要一份专家鉴定报告证明它‘具有潜在名木价值’，这两件事我来办。鉴定报告我请了省林科院的退休教授，他愿意以个人名义出具意见；养护费用，律所有一笔公益诉讼基金，正好可以用来支付。”
苏砚没有问“那石凳呢”，因为她知道石凳留不住。石凳不是树，没有生命，不受任何保护条例的庇护。它只是一块被坐了八十年的石头，在法律眼里和一块地砖没有区别。但她还是问了。
“石凳呢？”
陆时衍转头看了一眼那个空石凳。月光下，石凳的表面已经被磨得光滑如镜，那是几代人坐出来的包浆。他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蹲下来仔细照了照石凳的底座，然后站起来，用律师的口吻说：“根据规划局的移植方案，附属绿化设施——包括石凳——不在保护范围内。但从法律上讲，石凳不属于‘绿化设施’，它属于‘私人财产’。”他收起手机，微微一笑，“这个石凳，是你父亲当年自己打的。水泥标号、钢筋规格，我甚至能帮你找到当年的建材购买记录。私人财产，安置补偿协议里没有涵盖，所以——”
章外第41章 拆迁令至银杏巷空余旧石凳-->>(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