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带来春天。
“默涵，”她把玉佩贴在胸口，指尖抚过墙上的海燕，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你说等任务结束，带我去看西湖的荷花，你要说话算话。”
“我在这里等你，等春风来，等燕子归。”
“我不怕疼，也不怕死，我只怕你看不到，我们等的春天，真的来了。”
铁窗外，雨还在下，滴滴答答，落在青苔上，落在锈迹上，落在她画的海燕上，像天空在流泪，又像在为这只待飞的海燕，祈祷。
——
香港，唐楼安全屋。
林默涵的伤在医生的照料下，慢慢好转。左肩的伤口不再化脓，开始结痂，只是留下了深深的疤，像一道烙印，刻着他在台湾三年的日日夜夜。
他每天都会坐在窗边，翻那本《唐诗三百首》，看女儿的照片，看照片背面的海燕，然后给苏曼卿的儿子写一封信。
信是写给教会的修女的，托她转交给孩子。他不说自己是苏曼卿的战友，只说自己是孩子母亲的朋友，说孩子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等孩子长大，会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
阿成偶尔会来，给他带台北的消息。
“明月同志还活着，在东本愿寺监狱，受尽酷刑，没吐出一个字。”阿成把一张纸条递给他，是组织上从台北狱中传出来的消息，“她在墙上画海燕，狱警问她画什么，她说画她男人，说她男人会来接她。”
林默涵捏着纸条，指尖微微发抖。
他想起那天在松山机场，隔着人群，远远看了她最后一眼。她站在铁窗后，穿着破烂的囚服，头发散乱，左腿的伤口还在流血，可她嘴角带着笑，像在说：“默涵，你走，我没事。”
他当时想冲过去，想把她从监狱里拉出来，想告诉她，他不走，他要和她一起回家。
可他不能。
他是海燕，他的翅膀，驮着整个台湾的地下情报网，驮着祖国的统一大业，他不能为了一个人，毁掉所有的任务。
“我想回台北一趟。”林默涵抬起头，看着阿成，声音涩得发哑，“就算不能救她，我也想再看她一眼，告诉她，我没忘，我会回来接她。”
阿成摇摇头，神色凝重：“不可能，魏正宏已经把松山机场的监控录像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你的半步迟疑，已经被他记死了。现在整个台湾的特务都在找你，你只要踏上台北的土地，就会被认出来。”
“而且，”阿成顿了顿，声音更沉，“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下周，你经澳门回大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留在香港，更不能回台湾。明月同志……我们会想办法，等****缓和，一定把她接回来。”
林默涵沉默了。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香港的海风灌进来，带着咸湿的气息，远处的海面，白帆点点，像一群飞向大陆的燕子。
他想起1949年，他接受潜伏任务的时候，领导跟他说：“默涵，这次任务，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你怕吗？”
他说：“我不怕，只要祖国能统一，我死也甘心。”
那时候他以为，自己能扛住所有，可现在，他才发现，他最扛不住的，是思念。
思念大陆的亲人，思念六岁的女儿，思念高雄阁楼里的明月，思念咖啡馆里的曼卿，思念那些为了任务牺牲的同志。
他从怀里掏出钢笔套，空空的，没有笔，没有胶卷，只有一点残留的温度。
“曼卿走了，明月还在狱中，老赵、老郑、张启明……那么多同志，都倒在了台湾的土地上。”他低声说，像在对阿成说，又像在对自己说，“他们用命换来了这份情报，我不能辜负他们。”
“我回大陆，我会把台湾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我会告诉他们，在台湾，有一群人，一辈子都在盼着回家，盼着祖国统一。”
阿成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房间里很静，只有窗外的风声，和林默涵翻书的沙沙声。
《唐诗三百首》翻到最后一页，是他自己写的一行小字，是1952年10月，他登上“中兴轮”去台湾那天写的：
“海燕不曾忘故园，春风一度渡台湾。”
墨迹已经淡了，却依旧清晰，像他的信仰，历经风雨，从未褪色。
——
1955年3月24日，澳门。
林默涵坐在一艘渔船上，渔船挂着葡萄牙国旗，混在澳门和大陆之间的走私船里，趁着夜色，往珠海的方向开。
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渔民短打，头上戴着斗笠，遮住眉眼的疤痕，怀里揣着《唐诗三百首》，和那枚空钢笔套。
海水拍打着船舷，“哗哗”作响，像大陆老家门前的溪流，像高雄港的潮汐，像明星咖啡馆里，苏曼卿敲杯沿的声音。
他站在船头，望着大陆的方向，天际线黑沉沉的，却透着一点微光，像黎明前的曙光。
“快到了。”老渔民操着闽南语说，“过了这片海域，就是珠海，你就到家了。”
林默涵点点头，指尖抚过怀里的照片，晓棠的笑脸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晓棠，”他低声说，声音被海风吹得很远，“爸爸回来了，爸爸没辜负你，没辜负那些牺牲的同志，没辜负祖国。”
“等春风再渡海峡，爸爸就去接你的明月阿姨，接所有想回家的同胞，回家。”
渔船破浪前行，船尾拖着一道长长的水痕，像一只海燕，飞过海峡，飞向故土。
远处的天际，泛起一丝鱼肚白，1955年的春天，终于要来了。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