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或许后勤主任也隐约知道那房间的传闻，最终给我调换了。
第二，在搬离那间房的前一晚，我买了一点劣质的水果糖和一小瓶白酒，夜深人静时，放在那间空房的窗台上（不敢明目张胆地摆供）。我没有念咒，没有祈祷，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老爷子，不管您有什么放不下的事，都过去吧。新社会了，好好走吧，别吓唬后来人了。”
我不知道这笨拙的举动有没有用。但当我终于搬离那间屋子，厚重的木门在身后合拢时，仿佛也切断了某种无形的锁链，一直缠绕在心口的压抑感竟真的烟消云散了。
过了几天，老刘头在车间角落找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带着一种难言的赞许，低声道：“你小子……心里亮堂。那地方，缺的不是狠话，是个'理儿'，是个能让魂儿安生的'念想'。“
我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搬进新的宿舍后，夜晚终于恢复了宁静。只是偶尔在梦里，我还会恍惚看到那面空白的墙，以及墙上无声摇曳的影子。
这件事，像一次无声的成人礼。没有萨满的神鼓，没有马三爷的机锋，在远离故土的城市角落，我独自面对了那段沉重历史投下的、冰冷的个人悲剧。它让我明白，有些伤痕，需要的是理解与安抚，而非驱赶与征服。”
我最终对淑兰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它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死死楔在心底，每次不经意间的触碰，都会勾起一阵带着铁腥味的钝痛。
以后的日子，偶尔路过那栋日渐斑驳的筒子楼，我的目光总会被什么东西拽着，不由自主地飘向那扇东头的窗户。如今那里住进了一户热闹的人家，几盆营养不良的花在窗台上蔫头耷脑，孩子的哭闹和大人的呵斥声混杂着传来。
蓬勃的生活噪音，似乎终于填满了那个角落曾有的死寂与阴冷。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填不满的。它们更像老墙皮里渗出的水渍，平日里被生活的粉饰遮掩着，唯有在某个心绪潮湿的深夜，才会清晰地显现出那悲伤的轮廓，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叹息，和一个普通人被碾碎后、无人记得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