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由具体历史、地缘环境和领导人决策所驱动的国家身上，其首要逻辑，往往是生存与利益。”
他站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马列选集，翻到某一页，指给丁伟看：“你看，莫斯科同志本人就曾激烈批判过沙俄的殖民政策和大国沙文主义。
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历史惯性和地缘战略诉求，并不会因为它换了什么颜色的旗帜、宣称信奉什么主义，就立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莫斯科继承了沙俄的绝大部分领土、地缘困境和战略思维模式。
寻求出海口、建立战略缓冲带，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安全逻辑。”
丁伟凝神细听，眉头紧锁。
“所以，”陈朝阳总结道，“我们可以说，莫斯科当下的某些具体行为，背离了苏维埃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带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这一点，我们不必为其讳言，内心更要清醒。”
“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丁伟的困惑更深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陈朝阳坐回来，目光锐利，“战略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与主要矛盾的判定。”
“丁伟同志，你想想。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在世界上彻底孤立无援，被西方阵营全力围剿扼杀？还是利用现有格局，争取时间，壮大自己？”
“答案显而易见。我们现在就像一个刚刚站起来的虚弱的巨人，四面环伺着强敌。
美国及其盟友，是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立场最敌对的力量。这是主要矛盾。”
“而莫斯科，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在历史上伤害过我们的利益，
但在当前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是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主要敌人、并能为我们提供工业化起步所必需的技术和装备的潜在盟友。
这是次要矛盾，但却是可以暂时利用的力量。”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强调着他的观点：“左传里有句话，叫‘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