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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种过于激进、否定一切谈判可能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骄兵’,骄于我们暂时的阵地防御成果,而轻视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
    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不少人面露忧色。这番批判,确实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战略路线问题。
    而对面一位气质更显沉稳的中年人,总参二部政委赵刚则开口反驳。
    他的声音平和稳重,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我理解渴望和平的心情,我们都希望战士们早日归来。
    但将保持高度警惕、准备敌人撕毁协议的行为,指斥为‘左’倾冒险,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他看向那位负责同志:“您提到统一战线,提到利用矛盾。
    请问,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污蔑为‘好战’而放松警惕,导致前线将士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血流成河,我们还能团结谁?
    我们还配谈什么战略主动?
    那时,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阵地,更是人心和国际信誉。”
    “回顾一下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在穷途末路时,也曾玩弄过‘和谈’阴谋,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为他们调动兵力争取时间。”
    他拿起报告,翻到相关章节:“美帝国主义者,比起当年的日本,其战略欺骗性更强,手段也更加狡猾。
    他们此刻提出和谈,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规模更大的进攻,或者是在全球战略上遇到了其他麻烦,需要在这里暂时稳住局面。
    这就是一种战略欺骗和战术调整。
    如果我们因为和谈而松懈了备战,一旦敌人准备好了,重新发起猛攻,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会付出何等惨重的代价?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利用’的矛盾,所要‘争取’的和平诚意吗?
    陈朝阳同志的判断,或许用语尖锐,但他指出的方向,是基于冷酷的现实和对敌人本质的深刻洞察。
    在敌我生死较量中,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也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
    他
第 618章 赵刚-->>(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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