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之前向矿工同志们承诺过的，五年内建设万户工人家属楼、工人子弟学校、矿区医院等福利设施。”
陈朝阳语气郑重，开始进行详细的成本核算，“这笔投入巨大，但我们必须兑现。根据初步测算：
家属楼建设：每平方米建筑成本约30万元，千户楼房，按每户50平米计需投入约150亿元。
学校、医院建设：校舍、院址建设及基础设备购置，至少需50亿元。
年度运营费用：学校教职工薪资、医院药品采购、设施维护等，每年至少需20亿元。”
他进行着总结：“将这些建设费用分摊到五年，再加上每年的运营费用，要支撑这些民生项目，我们每年需要至少40亿至50亿元的持续现金投入。”
他接着进行了关键的能源与资金换算：
“按照目前煤炭出厂价和计划外协作的议价能力，每吨煤我们大约能变现4万到5万元。
那么，要保证每年40亿元的民生投入，我们就需要固定拿出约十万吨煤炭的收益来专项用于此事，绝不能挪作他用。”
最后，他给出了那个最终能用于救急的数字：
“三十万到四十万吨的机动产量，扣除维持自身发展的五万吨，再扣除必须保障民生投入的十万吨，
最终能够真正拿出来用于向外省换取粮食的结余煤炭，大约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吨之间。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数字。”
会场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这个数字比最初听起来缩水了近一半。
陈朝阳的声音却更加坚定：
“同志们，即便是这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吨煤炭，也是我们能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全部了！
按照目前与兄弟省份物资协作的可能比例，这些煤炭，乐观估计，每年大约能为我们换来五万到八万吨的粮食！”
他看向周明光和孙亚军：
“这换来的粮食，基本可以覆盖六个月内，每月五千吨的工程粮缺口，但治碱工程加大规模化扩大，便要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