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沙沙声。
很快，讨论开始。
白薇首先发言，指向资金使用和项目审批流程：“我认为这里对项目评估和验收的标准可以更量化一些，尤其是教育类项目，不能只看硬件投入，更要看重长期的育人效果评估体系……”她提出了几个非常专业且具体的问题，显然深思熟虑过。
爱旭点头，示意JESSICA记录：“白记者提的很好，这方面需要更细致的条款来保证慈善的有效性，而不仅仅是资金拨付。”
这时，苏芮安开口了，她的关注点截然不同。她指着关于理事会组成的条款：“理事会的席位设置，我认为需要更明确主要捐赠人的席位保障和投票权比重。”她的话直指核心——权力和控制。她投入真金白银，就必须确保能对这个基金会，尤其是对白薇形成有效制约。
莫云表示赞同，补充道：“不错。而且资金的年度使用计划、重大投资保值增值方案，必须经过理事会充分审议，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她的话听起来是从风险控制和规范管理角度出发，但实质也是要分权和监督。
安妮也小声附和：“嗯，流程透明很重要。”她更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存在感和权利不被边缘化。
爱旭听着她们的要求，心中了然。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他平静地回应：“这部分可以修改。明确主要捐赠人自动获得理事资格，并设定关键事项需要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样既能尊重各位的贡献，也能保证决策的审慎。”
他的态度很明确：欢迎监督，尊重权利，但决策机制必须集体化、制度化，避免任何一方（包括他自己或白薇）独断专行。
白薇对此没有异议，甚至表示支持：“完善的治理结构是基金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同意。”
接下来的讨论，就在这种看似理性、专业，实则暗含立场博弈的氛围中进行。白薇更多从慈善项目的运营和效果出发提出建议，而莫云三人则更关注治理结构、资金安全和自身权力的保障。爱旭则扮演着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角色，努力在慈善初心与资本监管之间寻找平衡点。
一场本该充满公益热情的章程讨论会，硬生生被开出了几分公司董事会争夺控制权的味道。
但无论如何，章程的细节在一条条地敲定，基金会的框架正逐渐清晰。只是在这个框架下，未来关于具体项目、资金使用的分歧和博弈，似乎已可预见。
爱旭看着眼前或专注、或精明、或试探的四位女性，心中暗叹：管理一个基金会，其复杂程度，或许并不亚于运营一家上市公司。而这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