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
“按照大明的里甲陪税制度，李家庄一百三十余户的辽响，都要由剩下的三十口老弱，一体均摊。”
“税吏逼迫过甚，为了完成任务，动辄殴打动刑。”
“最终.最终李家庄那剩下的三十口老弱，全被逼死，无一人幸免。”
“随后，我等再至杏子川，此地百姓尚有盈余。”
“但同行的税吏，却利用登记上的漏洞，大肆加征火耗，随意摊派；”
“淋尖踢斛更不必多说，硬生生将杏子川农户搜刮一空。”
“眼见没了过冬的存粮，不少农户纷纷投井、跳崖.”
“方圆一百三十里地，仅有王庄、以及地方士绅大户的田亩，未曾征税。”
李立远毫不掩饰地讲述着，当年他在陕北一带征税的所见所闻，听得江瀚是连连摇头。
明朝后期的财政崩塌，究其根源，主要就是因为不合理的税制，以及不断被侵蚀的税基。
明代的税制很奇怪，田亩的正税极少，真正压在百姓头上的，是那名目繁多、层层加码的徭役和摊派。
而这些徭役摊派，在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后，统一化作了“徭役银”，又称“丁银”。
而大明的士绅阶层，免除的，恰恰就是这部分最重的“丁银”。
并且，他们的正税，在朝廷的屡次宽免下，也几乎不再上缴。
这就导致了大明税基，被系统性地侵蚀。
藩王、官僚、士绅，通过土地投献和兼并，享受着免税的特权。
而所有的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头上。
从宏观上来讲，明代的税制设计就有大问题。
这是当年太祖皇帝朱元璋留下的后遗症。
老朱是布衣上位，把钱粮看得很紧，他本着“藏富于民”的想法，为了避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把正税定得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就是全国一年收上来的赋税，在正常情况下，刚好够国家一年的用度，不多不少。
可问题是，国家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
尤其是大明朝，天灾人祸更是频发。
一旦有事，正税根本就不够用。
穷生奸计，于是，后世的皇帝和官员们，就琢磨出了很多歪门邪道的捞钱办法。
其中最恶劣的一项就是“摊派”。
按理说，摊派历朝历代都有，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大明朝却把“摊派”玩到了极致。
他们创造性地采取了“寅吃卯粮”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今年花的钱先打欠条，年底核算，然后分配到各省府州县的都司卫所，明年加派。
这样一来，今年的亏空，明年就可以补回来了。
遇到像什么赈灾，修缮河道等大事，也有钱了。
可问题是，很多事情，不是一年就能解决的；而且新的一年，还会有新的突发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大明上下的给出的答案是，没关系。
今年的亏空，明年加倍从百姓身上摊派回来就行了。
这就导致大明的百姓，日子过得是一年比一年苦。
直到明末，万历三大征和辽东战事，彻底击垮了大明的财政，于是只能增收三饷。
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的到来，这个庞大的帝国，就此骤然崩塌。
并且，很多人印象中，江南地区才是大明的财税重地，北方几省的税收都不高。
但其实，就明朝的税收来说，南方和北方，在比例上是有严重问题的。
尽管苏松二府的亩均税粮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其户均税粮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相近。
甚至收按照户均计算，北方还普遍高于南方。
（资料出自：《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末时期，陕西地方遍地都是反贼。
天灾频发，亩产极低，可到头来交的税，比谁都多，这谁受得了？
那陕西百姓能不造反吗？
所以，对于江瀚来说，组建一个专业、高效、且公平的税务机构，是其稳固根基、避免重蹈明廷覆辙的关键所在。
他需要规避明代税制的沉疴痼疾。
所以，江瀚打算把阿美莉卡的国税局体系，提前搬到这个时代来。
他并不打算使用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狗屁政策。
根据他的研究，这些政策，全是被野猪皮的后人吹出来的。
这些政策，本质上全都是野猪皮，用来奴役、剥削汉人的手段罢了。
就拿摊丁入亩来说，野猪皮的后人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称，摊丁入亩废除了两千年来的人头税，是天大的善政。
仅凭此一项，雍正就可以吊打无数汉
第210章 成立粮税司，改革税制-->>(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