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得罪人还能把事办成的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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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是珠江堤岸。
赵全沿着堤岸走了一段，找到几个正在加固堤坝的老工匠，递了烟，蹲下来闲聊。
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年主持修堤的官员身上。
“钱大人？”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匠放下手里的锤子，抹了把汗，“他啊，那会儿天天在工地上蹲着，跟我们一样吃糙米饭，喝白菜汤。
有一回基坑塌方，他第一个跳下去搬石头，手都划破了，血糊淋拉的，也不肯上去包扎，说‘先稳住再说’。
后来堤岸修好了，上游发了场大水，别处都淹了，就这一段没事。
上头来人验收，他也没抢功，说是工匠们的功劳。”
老工匠说到这里，顿了顿，“可后来论功行赏，名单里没他。听说是有人把他挤掉了，说他‘态度生硬，与地方士绅不睦’。
那帮士绅，堤岸修的时候嫌吵，修完了又说好，可到了论功的时候，谁还记得他？”
赵全没有接话，只是把烟袋递过去。
老工匠接过去，狠狠抽了一口，烟锅里发出滋滋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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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的第四站，是城西的一间天主堂。
这间教堂不大，青砖灰瓦，若不是门楣上那个十字架，混在周围的民居里几乎看不出来。
赵全没有进去，在对面茶摊上要了碗凉茶，慢慢喝着，目光不时扫过教堂门口。
他要找的人，是一个叫马修的中年传教士。
几年前那桩教案，就是钱文彬出面调解的。
赵全通过何玉柱找的商人牵线，自称是来做生意的北方商人，想打听打听广东这边的民情。
马修是个法国人，在中国待了十几年，广东话说得比很多本地人还地道。
他见赵全对教堂不排斥，说话便放开了些。
“钱大人？我记得他。”
马修的中文带着粤语口音，“这个人，怎么说呢，不太像你们大清的官员。
别的官员来教堂，先是客气，客气完了暗示要‘意思意思’。
他不。
他来的时候带了个本子，一条一条地问——你们传教在哪儿传？教民多少人？跟百姓冲突几次？为什么冲突？
问完了，走了。
第二天又来，带着解决方案——教堂门口的空地，你们可以用，但不得超过教堂占地；教民集会，提前报备，不得扰民；
百姓的田地，你们不许强买。他跟我说，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马修说到这里，摊了摊手，“我当时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太傲慢。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他说的那些，其实就是朝廷的规矩，只是别的官员不好意思明说，要绕来绕去。
他直接说了，省了大家的时间。从那以后，教堂跟百姓再也没闹过大的冲突。”
赵全问：“您觉得，这个人办事公道吗？”
马修想了想，点点头。“公道。虽然严肃，但公道。他答应的事，都做到了；
他不同意的事，你给银子也没用。这种人，在我们国家，叫‘工程师’——不是那种跟所有人搞好关系的人，是把事情做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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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消息陆续回到客栈。
赵全带回来的是市井和底层的声音——肯吃苦、不怕得罪人、不贪不占、对工匠百姓有同情心、对士绅洋人不卑不亢，但确实不擅应酬、不爱交际、说话生硬、容易得罪人。
何玉柱那边，几个老商人的评价更直接——钱文彬这人，办事利索，不收黑钱，不该收的银子一分不要，该收的税一分不少。
可他这种人在官场上混不开，太硬了，不会转弯。
不过，要是太子殿下想办工厂，这种人倒合适——工厂又不是衙门，不需要他跟所有人称兄道弟，他只要能干事、敢干事就行。
陈文翰的信是最后到的。
信不长，可该写的都写了——历次差事的评语、升迁考核的记录、同僚和上司对他的评价，正面负面的都有，没有隐瞒，也没有夸大。
窗外，暮色渐浓。
珠江上的渔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谁在黑布上缀了一把碎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