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斧的，杨兄也别见怪。”
“贤弟说的我茅塞顿开。你所言及之事我虽有所想，可是都想的浅显的很，却是从未这么去想过，而且那么浅显的道理，我居然对此会视而不见，真是惭愧的很。贤弟提醒很是，我自然是只有听的份，哪里还会有什么意见？另外你说这生意场上的主次之说也让我分外感到惭愧，以前多是什么来钱就做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斧子的，不成章法，只不过挣些小钱罢了。刚刚听你这主次一说，我心里透亮了，虽说还没有抓住其中的关窍，但隐约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杨兄不用这么客气，这只是你惯常做陆地上的生意，从没往这海上起意过罢了。早先在西洋的时候，我曾经起意过他们的那种公司形式做生意的惯常做法，归国后也对葛家那些做生意的做法都做了些了解，我不知道你们和葛家做生意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另外对西洋那些所谓的公司，你又了解多少？”
“杨家和国内大部分合伙生意人都一样，自己吃不下来的生意，或者是钱不够，又或是营生上差不多时，找别人一起合作，大家共同发财。各家按比例出资，主家来操持，事后各家按当初约定的比例分红，主家通盘，各家要么是只参加几个盘口，或者不参与盘口，只拿年终的干股分红。就是弄个契约来，约定些事，大家同意后，摁上手印，各自留存，这事就算成了。至于国外的那些说是公司，说实在话，不大清楚，而且打过交道的往往都不大，大一些没交道。小的那些还多是国内人为了时髦，起的这名，多也是弄个契约，几个人一起出资，主家负责买卖这些。”
“嗯，你说的不差，国内外在这方面的行事上，其实本质上差别是很小的，但细微处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才反应出这生意本质上的不同来，这点不同就是根本上的不同。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契约，两种契约的差别非常的大。国内的契约一般都简单的很，只是约定出多少钱，做的是什么事，谁来做，事后怎么分红，而且往往多是一锤子买卖，这一单完了，下回接着再重新来，主要靠大东家的信誉来维系。这个契约在顺风顺水、没有问题的时候，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一旦出现些问题，主要能靠的就只是大东家的信誉来担保了，大东家信誉好，自己受损失把窟窿给别人补上，信誉不好，干脆卷了东西跑路，官家都不大理这种事。这明显都是要不得的，生意按说也不该这么来做，这要的是生意只能稳赚不赔，只世上哪有这般好事？所以说大家在这契约里各方利益得失并不对等，尤其是对大东家并不总是有利的，而西洋方面在契约上在这点上就有相当的可取之处了。当然了，因为大东家在整个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所以他能享受到更大的利益或是承受最大的损失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我们的契约只说了一个大方向而不具体，其他出资的人只看最后的分成，不说亏了，就是赚得少也不行，这样的话，那种合作并不长久。西洋的则不然，它把你在生意中的大部分方面说的很详细，也有相对应的解决办法，把双方当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同时把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让大东家不能损公肥私的同时，又不会在在公司利益受损的时候，成了只有自身吃亏的失败者。当然了大东家要对合作伙伴的利益负责是一定的，这也是大家合作的基础，另外还有一点是，这个契约是受官家法律保护的，不是说大东家可以胡作非为，而另一方任谁出来都可以漫天要价的，自然会有人给你个说道。即便赔，它也会说清你为什么要赔，又要赔多少。”
这番言论倒是出乎杨彦之的意料之外，他也从未仔细想过几家合作的时候的那许多细节问题，主要是也算有求于人，要么求钱，要么求人，求帮忙，自己亏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这也难怪很多人共富贵容易，共患难难。同时也未想过，西洋人竟然对这方面管的这么细，就国内而言，这贩夫走卒是贱业，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顶多管你个大是非，细节问题它是不在乎的。杨彦之问道：“西洋官府有这方面的说道？”
“有的，他们就生意方面的律法施行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最早先也只管个大概的，不过很多的条款也是有的，后来经过这么些年，慢慢的更是细化成现在的样子了。他们这些地方尤其重视生意，翻译到我们这边叫重商主义，自己挣钱的同时，也给他人和国家带来很高的收益。所以商人在他们国家通常也是很有地位的，这就是我当初和你说的富贵二字中贵字的出处。我们现在在珠港，严格说来，这珠港已经算是国外了，使用的自然是国外的法律，按照律法成立这样的公司，对你、对我说起来可能会生分一些，但你也知道，只靠情分维持总归是短暂的，出了意外就会失控，这样有律法保障的话，对你、对我，甚至对公司都是更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