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
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和一个九岁的孩子，两人是同村人。
八岁的孩子拿着家人买的竹编玩具炫耀，九岁的孩子向他讨要，八岁的孩子不给。
九岁的孩子生气了，将八岁孩子打了一顿。
第二个案件，是一群十岁上下的孩子，一起欺负一个九岁的孩子。
这种安排对土著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疑问，神洲古代一直是这么判罚的。
朱简烜明白过来之后，就开始思考古代和现代之间，对待这种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在这种类似的问题上，朱简烜其实已经有了经验了。
很多古代和现代的差异，很多时候就是欧美传统和神洲传统的差异。
是近代欧洲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势，将欧洲传统制度和思想强行推广到了全世界。
欧洲传统覆盖了其他地区的传统，形成了看似古今差异的错位感。
在关于孩子的问题上，也许有着同样的逻辑。
按照唯物主义的思想，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对待孩子和生育的态度，关键是人口多寡决定的，人口多寡又是粮食产量决定的。
西欧土地贫瘠，土层浅薄，日照不足。
在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公元一千年左右的时候，当地的种子收获比例经常只有一比二。
也就是春天在地里种下一斤种子，到了秋天的时候只能收获两斤粮食。
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面，这个比例也在缓慢的上涨。
一直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种子收货比才达到了一比四左右。
也正是因此欧洲才流行马耕，始终保持相对粗放的经营模式，没有办法精耕细作，因为没有条件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增加的产量抹不平投入的成本，边际收益极低。
由于缺乏粮食，再加上罗马灭亡之后，长期处于诸国混战状态，就没有出现过神洲古代的盛世。
所以西欧在近代之前人口始终不算多，始终没有达到马尔萨斯陷阱的上限。
如果观察整个历史周期内的人口变化曲线，神洲古代的人口曲线变化会显得非常有规律。
新王朝建立之后迅速上升，王朝末年断崖式的下降。
而欧洲的人口曲线，乍一看没有神洲王朝末年那样的巨大起伏，但如果放大了看细节的话，他就会变成一条心电图。
欧洲古代的人口不是真正的稳定缓慢上升，而是在持续的高速变化之中艰难的爬升。
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对于人口的期待是无限的。
故而始终能在教廷的要求下执行一夫一妻制，故而有对象征着未来人口的孩童采取普遍的轻判原则。
他们轻判孩童罪行的原因，只是因为孩童的身份，而不是孩童不懂事。
神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由于神洲夏季雨热同期，热量雨水都充沛，特别适合农业。
早在秦汉时期，神洲农业还保持相对粗放式耕作的时代，种子收获比例就能达到一比十二。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六倍。
到了唐宋时期，大量开垦江南的土地，在雨热更加充沛的地方，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种子收获比例比达到了一比二十。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十倍。
宋代就是欧洲中世纪同期了，当时神洲一亩地的产量能顶欧洲的十亩。
关键是考虑投入的种子、人力、资源，总收益率不止十倍。
按照现代的投资眼光看，这是非常夸张的比例。
所以宋朝时候神洲就有了一亿人。
除了王朝初年的时候，神洲的盛世人丁滋生过多甚至可能成为问题。
所以对于涉及到孩童的案件，神洲古代主要考虑实际情况。
神洲古代的刑法原则，通常是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意外轻判，主观重判。
特别注意罪犯的本身的“主观”意志倾向。
孩子就是因为认知能力不足，孩童罪犯的意外情况居多，所以神洲古代也存在总体轻判的事实。
明朝就有一个故事，一个孩子杀了人，县官亲自到牢中探望，还给他送了饭菜。
但是县令故意将一根筷子颠倒过来，两根筷子一正一反不对应。
那个孩子拿起筷子来之后，先将其中一根调整过来，然后才开始吃饭。
县令由此判断，这个孩子已经有了认知常识，他杀人不是无意识的，所以采取了正常判罚。
神洲轻判的原因是孩子自己的认知能力不足，而不是因为孩童的身份本身。
所以对于主观恶意犯罪，通常都会采取正常判罚。
就算是轻判的情况，通常也只是降低处罚的等级，而没有直接无罪的传统。
现代针对孩童的保护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的基础上的，并不能完全契合神州的传统。
不过未来可能就会变得逐渐契合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