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
朱熹的本体论，是客观的静态的理，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理’而行动，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
所以，朱子的理，只能合乎于世，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独一无二的、区别他人的超脱——人的自由、自由王国等等，都是舶来的概念，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叫做超脱。
简单而言，朱熹的理论，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消抹了人的自发性。
而李贽的普世论，却是发源于王学。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然后才推己及人，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
这是路径的不同，视野的不同。
朱子的理，是天然规范，李贽的理，是后天实践。
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慨然做出回应。
“朱子之理，同样是生生不息之理。”
“朱子在《仁说》中，以天地生物之心来定义人，并认为人与万物各得天心之心为心，也就是说，人的本体，来源于天地之心。”
“朱子的本体，自然是真实不虚的，却不是因外在而存、因对象而存、与天地对立的本体，而是浑然一体的存在，生生不息的存在，随着天地而变动的存在，其过程的全体，是人对于自身存在，而内蕴的真实。”
话音刚落。
薛应旂击节称赞：“袁公再度百尺竿头了。”
理学式微，连他薛应旂都不得已兼蓄心学，另开一派。
没想到袁洪愈替朱子缝缝补补，竟然再有开创，实在难得。
这便是徒子徒孙的意义所在。
朱翊钧见台下的小贡生有所不解，便好意替袁洪愈总结道：“所以袁公以为，朱子的认识实践以及道德实践，是主动的？”
袁洪愈闻言，咂摸了一下皇帝的用词，了然之后，才点了点头：“天理并非虚脱而悬设，乃是有赖于人之‘格物致知’去充实，或者说去‘赞天地之化育’，天理之生机在人，人之生机在心，天地之心不能直接作用与天地万物，必须依托于人心。”
“可见，人之心并非是被动的涵摄道理，而是如长惟居士所说——在朱子理学中，同样存在自主进行认识与道德实践之依据。”
“若以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而论。”
“岂不是朱子的学说，最为全面而涵盖？”
……
台下众人，听着台上几人你来我往，不由痴痴入神。
“袁公这是与李公合流了？”李三才惊讶地看着袁洪愈。
孙继皋摇了摇头，凝重道：“不是合流，是袁公以理学的主干，吸摄了王子的根基，薛公的性论，李公的实践，将朱子理学推陈出新。”
“就像阳明对朱子、象山翁所做的事情一般。”
两人在台下，一度默契地没提及皇帝的事情，就事论事讨论着。
象山翁是指陆九渊。
王阳明当初有所开创，便是在陆九渊与朱熹的基础之上。
周子义适时更正道：“与其说开创，不如说缝补，再给袁公一些时日，恐怕才能大成。”
学说的视角最为重要。
自从李贽开始散布“歪理邪说”后，各学派虽然面上嗤之以鼻，但该吸收的时候，一点也不会含糊。
孙继皋拱手受教。
周子义摆了摆手，很是随意。
当然，心中却并不平静——从皇帝坐下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平静不下来。
即便这位圣王，如今并未说什么惊人之语。
仅仅说的几句话，也不过是在总结、归纳。
似乎并未给馆内众人带来什么压力。
但是……
就看袁洪愈方才一番发言便知道，起码都五分的心思，都被皇帝所夺摄。
堂堂当世大儒，竟然主动跳进了皇帝所构建的樊笼里！
其心中压力之大，必然是周子义想象不到的。
周子义几乎对皇帝五体投地——皇帝这姿态，显然就是来做裁判的，偏偏所有人对此，都说不出个不是来。
皇帝仅仅坐在台上，袁洪愈便为了理学的道统，主动将自己的学说用皇帝综述的体系重新述说。
经此一事，别说自己所在的司经局。
便是翰林院、礼部，又有多少人敢像以往一样，动辄用儒者姿态谏诤皇帝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
台上此刻，已经换了薛应旂论述。
如果说袁洪愈是踩着王畿，吸纳钱德洪、李贽、薛应旂的学说的话。
那么薛应旂便是踩着袁洪愈、李贽，以心学理学正统自居，高谈阔论。
“王子说，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是天机不息处。”
“王子又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
“袁、李二公的论述，始终着眼于外部规范，有失于本体的超越与道德的挺立。”
“袁公即便缝补了一番，称理学为生生不息，仍旧缺乏一种‘活泼’。”
“李公即便自诩对立同一，亦缺乏一种‘自在’。”
“或者用长惟居士的话来说，实践理性，天然便有缺陷，缺乏这种活泼与自在。”
“当人的意念一旦启动，良知也‘自然’地同时启动，这里所说的‘同时’，意谓良知与意念、人心与意识之间不存在丝毫的间隙。”
“良知必然‘同时’地、亦即‘自然’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不是说良知须等待或倚靠人的意念去发动，然后再回头来去察识意念的是非善恶。”
“这是先天所在，或者说纯粹理性所在。”
“正因这种纯粹，才保持了人想对于万物的‘超然’。”
“没有这种超然，人也不过是‘槁木死灰’，没有这种超然，作为人的天大追求，便是镜花水月。”
“若是摈弃这种先天之超然，便是再‘格物’、再‘循世’，也不过活不出自我的超脱，更成不了圣。”
“故，推陈出新，当以先天而始！”
朱翊钧静静听着这些人论述。
心中却并不平静。
如今的道学，太城市化了，全然向“纯粹理性”集中。
既不说格物了，也不说实践了。
一味靠着推演、感悟而成道。
甚至缺失了逻辑这最为重要的一环。
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本身作为“规律的规律”，其实理应指导形而下，也就是万物规律的。
但如今的心学，自“心无外物”一出之后，已然彻底割裂了内外的联系。
“规律之规律”，变成了“超脱规律之超脱”。
薛应旂要保持人意识的超然有错么？
其实并没有。
这是哲学的必经之路，理性与经验之争，古往今来，中西内外，莫不如此。
但薛应旂的问题，或者说整个心学，出就出在太割裂了。
为了保持这种超脱，将实践彻底视若无物。
而王畿，就更是重量级了……
认为没有什么先天后天，也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一切都是“自我的悟道”。
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悟道的时候，恰好对其有所感知，本质上仍旧是虚妄，只是因“我”而存在。
这样想着，朱翊钧看着
第168章 先天纯粹，一念之微-->>(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