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念一段经文，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节奏。
“好一点了吗？”他问。
“好一点了。”
“那你现在去洗漱，然后上床。
我等你躺下了再挂。”
俞飛鸿站起来，走进卫生间，刷牙、洗脸、涂了一层薄薄的面霜。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青色，是这几天熬夜熬出来的。
她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那圈青色，关掉了卫生间的灯。
回到床上，她躺下来，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
“我躺下了。”
“把灯关掉。”
她伸手关掉了床头灯。
房间里暗下来，只有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线光，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闭上眼睛。”
她闭上眼睛。
“你想象一下，明天下午三点，你已经谈完了，从会议室里走出来。
你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
你会跟我说什么？”
俞飛鸿想了一下，“我会跟你说，谈成了。”
“对。
你会跟我说，谈成了。
你现在想一想那个画面。
你在酒店大堂里，手里拿着合同，阳光从玻璃顶棚照下来，你站在那里给我打电话。
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俞飛鸿的声音变得很轻，“我会哭。”
“哭就哭吧。
高兴的时候哭不丢人。”
俞飛鸿没有再说话。
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肩膀从耸着的状态放松下来，整个人陷进床垫里。
手机贴在耳朵上，她能听到陈浩那边偶尔翻动书页的声音，很轻很细，像是某种白噪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听到陈浩说了一句“晚安”，然后电话挂断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很快就睡着了。
周三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俞飛鸿站在酒店房间的镜子前，最后一次检查自己的着装。
深藏青色的西装套裙，白色衬衫，黑色低跟鞋。
头发扎起来，露出耳朵。
妆容比平时浓了半分，口红选了豆沙色，不张扬也不寡淡。
她把资料从写字台上收进公文包里，拉好拉链，拿起手机，给陈浩发了一条消息。
“出发了。”
三秒后，手机震动了。
“记住--你是去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不是去求他们的。”
俞飛鸿把这句话看了一遍，把手机放进包里，走出了房间。
国航的办公室在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十八层。
俞飛鸿到的时候，前台打电话进去通报，等了大约五分钟，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从走廊尽头走过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着。
“俞总？你好，我是陈建国，负责渠道合作。”
“陈总你好，幸会。”
两个人握了握手。
陈建国的握手很有力，只握了一下就松开了，转身带着她往里走。
走廊两边是玻璃隔断的办公室，里面的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文件，偶尔有人抬头看他们一眼，目光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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