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制的。《封诊式》中有一案例，查封了某里士伍甲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其后一一详记，细致到“牡犬一”之类私产，然而其中就是没有土地一项，即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将军王翦不可能用买卖的办法去获取土地，而只能乘征战前夕向秦王请求赐予土地，并“请田宅以为子孙业”。即要求允许被赐土地世袭的特权，却还是被秦王婉言拒绝。
什么是明君，这就是明君，历史上的嬴政，可以说是伟大的。什么康乾盛事，十全老人，都是扯蛋。
秦统一前后，经常大批强制迁徙豪富和民众，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类记载绝非个别现象，更可以有力地证明，秦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概念，国家可以任意迁徙人民。否则就很难设想，国家可以如此频繁且大规模地迁徙豪富与民众。
商鞅变法的“制辕田”措施，实际上已有国家授田的性质。而秦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可以从秦简中窥见一斑。《田律》规定：“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法律答问》说：“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何为？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在当时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情况下，所谓“租诸民”，亦应即是授田与民，而收取租赋之意。其“部佐”，乃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续汉书·百官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即当时所谓“斗食之秩”的乡村小吏。国家让如此基层的小吏掌管土地的租授权，便可清楚说明授田制的普遍程度。而授田制的普遍实行，又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袁林说：“战国，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基本田制为授田制，此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前述禁苑周围要求县令安排人力修缮围墙，以防牛马出来糟蹋庄稼等等。都说明如果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朝廷就不会对基层官吏作出这样细致的农业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
秦不但将大部分土地授给农民耕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土地由国家奴隶直接耕种。《仓律》规定：“隶臣田
第一百四十二章 两千年前的公有制社会（上）-->>(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