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也都是“我们大明人”云云。
中国这俩字是一种广泛的身份定位，基本只在历史和文学研究范围中使用。
朱靖垣记得，在《公羊传》禧公四年有：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可见最初这个词本身是个泛指。
孔子的《春秋》有：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的《原道》有：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和孔子的话，一个是原话，一个是引用，意思当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诸侯去学夷狄的礼法，那就把他当作夷狄，诸侯用中国礼法，那才能算是中国成员。”
可见中国这俩字也是一个身份标签，用来区分群体内的坚持传统和背叛传统的人。
你这个诸侯用中国礼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认你的诸侯身份。
你不用中国的礼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当你是蛮夷。
这个定义和相关话题的热度，与中央王朝的强大程度，基本上是呈反比关系的。
当中央王朝武力和文化盛世的时候，这种话题基本就没有人会去提。
因为基本不存在群体内成员背叛的可能性，出现了也是被嘲笑到死和直接打死的区别。
只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各种问题爆发出来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甄别叛徒。
当中央王朝最终灭亡的时候，这种话题就会转向另一面。
元朝的时候，出现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说法。
清朝的时候，有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是否“中国”的辨识范围扩大了，从群体内有没有背叛，变成了外来者能不能融入。
现在的泰西各国的学者们，就经常会热烈的讨论这些话题。
他们基本都是坚持双向逻辑的，也就是无论出身是中国还是夷狄，实际的身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互相转化的。
这是他们想要成为大明人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大明强盛到了极限，这种话题在大明本国根本没有土壤。
如果一定要出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大明朝廷统治的地方，使用大明法律和礼法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反之则不是。
那么大明是什么呢？
相对于泰西，大明是另一个世界。
相对于泰西各国，大明王朝是另一个国家。
相对于泰西各族人，大明人是另一群人的统一称呼。
相对于泰西各国语言，大明雅言是一种语言文字的统一称呼。
这个世界的泰西人，不会用中国代指大明，但是会判断其他人够不够中国。
泰西人学大明的语言的时候，也不会说自己在学中国话，而是在学“大明雅言正音”。
写大明的文字的时候，也不会是写汉字，而是在写“大明雅文正体”。
因为泰西与大明的交流非常密切，因为双方从交流到贸易到战斗了上百年。
因为大明王朝相对全世界都绝对的强势。
因为泰西人对大明足够的了解。
泰西人知道大明才是神州这个地方的本土族群和政权目前的正式的官方名称。
秦斯坦、契丹、秦那、拆那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称呼，关键是不知道转了几手的音译的不准确的各种称呼，早就已经没有人使用了。
关键是，泰西各国继续使用那个称呼的话，大明朝廷和人都根本不会搭理他们。
这和朱靖垣上辈子，大清那时候完全不同。
大清不要求泰西各国用大清来称呼他，反而对照泰西人的习惯，从大清国改成中国了。
大清本土的普通人，也不觉得是自己大清人，他们是旗人或者其他什么人。
就算是旗人之中还有上三旗、下五旗、内务府，汉军旗、蒙古旗等等……
那个时候的大清无论内外上下都是完全撕裂的。
当时的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大清彻底变革，追赶工业化的进程的效率。
现在的大明，现在已经实现了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自我认知到外部认可的，在族群、文化、称呼、国家、皇室、朝廷之间的完全一致化。
这就是近现代自然发展形成的民族国家的雏形。
说一样的语言，用一样的文字，有一样的身份，有共
第三九四章 大明人是什么人？-->>(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