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功将士，按照惯例会赏赐银两锦缎。
此事，户部之前已有准备，督南京织造所筹办赏赐之物。
只是对于几位领军将领，兵部意见略有分歧。
其中李成梁、戚继光皆已挂都督衔，品级、官职已无多少上升空间。
按其为国朝开疆拓土所立军功，有人认为不必继续加官，而是以封爵为好。
且其在军中威望甚高，而军中最看重的，也是爵位。
那怕是流爵，也足够他们光宗耀祖。”
“封爵吗？”
听到魏广德他们商量的结果居然是纠结是否要给李成梁、戚继光封爵，万历皇帝也不由得眉头紧锁。
和普通人想的不同，最近几位大明皇帝赏赐爵位其实不少，但几乎都是对皇室宗亲的赏赐，对于武人封爵那是极为吝啬。
明朝的封爵主要集中在洪武、建文、永乐及靖难这几个关键时期，绝大部分爵位都是明初赏赐。
而到了大明中后期，封爵之事几乎凤毛麟角。
这些爵位中，除韩国公李善长等少数文臣外，其余爵位均为武将出身者获得。
抛开皇亲国戚不说，上百年历史里，仅有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新建候王阳明三人而已。
而且，这三位还不是纯粹的武将，而是以文抑武的文官。
王骥于永乐四年中进士，宣德九年升任兵部尚书，因功封爵为靖远伯。
王越景泰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以功封威宁伯。
越尝三次出塞，收河套地，身经十余战，出奇取胜，动有成算。
王守仁为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
想了一遍，万历皇帝还是下不了决心。
主要还是现今大明虽然明面上有封爵的制度，但实际上却十分混乱，几无可用的规矩。
嘉靖之前的各朝都经历了战事与和平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大功”和“累小功”两种封爵模式为主的封爵制度。
其中“一大功”封爵是在战事中立下匡扶社稷的重大功劳而被封爵。
“累小功”则是都督一级将领，因长期镇守地方等积功而受封为伯爵，若再有功勋则继续晋升，两者分别对应战事与和平时期。
两种封爵方式互相补充，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封爵制度。
然而，在明中叶尤其是正德时期，封赏了一大批外戚、内官子弟以及佞幸的武官，破坏了原有的合理封爵制度。
明世宗登基后，由于他与各外戚、佞幸武将关系疏远，于是将他们视为潜在威胁。
为了集中权力巩固统治，明世宗下诏裁革正德年间各类无功而拔擢或冒封的官员与侯爵。
由于世宗曾被强迫认明孝宗为父，因此对孝宗的外戚昌国公张鹤龄与建昌侯张延龄也心怀疾恨，将两人的爵位剥夺。
整个嘉靖朝，前期疯狂收回爵位，到后期又大加封赏，这样混乱的局面经过隆庆朝到现在，也没有完全重新恢复一套可行的合理封爵制度。
按照之前的规矩，缅甸和倭国的胜利，确实可以保证李、戚二将封爵，但万历皇帝还是有些犹豫。
见到皇帝犹豫，魏广德急忙开口说道：“陛下，世宗皇帝时就曾召集群臣议定，援引军功封爵这一祖制，规定除有重大军功之外不封爵。
而今，李成梁、戚继光是符合世宗皇帝军功封爵制度，也是符合祖制的。
若大功之臣都难封爵，怕是以后武将会因此灰心丧气。
臣出身军户之家，深知军士无不把封爵看做武人追求最高荣誉。”
明朝晚期军事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多少少和明朝皇帝吝啬封爵是有关系的。
有成就的将领眼看着封爵无望难免懈怠，毕竟那时候除了李成梁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异类获得伯爵外，几乎就没有其他武人获得爵位了。
而且，李成梁的爵位，多半还是在京城大撒银钱买来的，其中应该还有张居正的功劳。
不过万历初年，魏广德没给李成梁机会，直接把人换下调往西南，又给了他封爵的许诺，才能拖到现在。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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