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度。秦始皇时就有了征召，如叔孙通以文学被征。汉代所征，多为学术名士或道德楷模。隆重者还要以“公车”、“安车玄纁蒲轮”征之，以象征朝廷对所征之人的尊崇。但除王莽时期外，征召都是个别进行的，在选宫中占地比例不大。
辟除是长官直接聘任部下的一种方式。汉代用人，中央只任命行政长官，其部下椽属则基本由长官自行聘任。这就是三国里那么多“主公”的由来。按规定，二百石以上的官员，均由中央任免，辟除的椽属，一概都是百石。上至三公九卿，下到郡守县令，他们地下属吏员大都为自行辟除。被辟除的椽属，与其长官结成连带责任关系。由于他们是长官亲选，所以多执掌实际事权，而中央任命的辅佐官员，尽管级别较高，却往往没有实权。
任子是对高级官员子弟的一种特殊照顾方式。汉代规定；二千石级官员任职满三年以上，可以任子弟一人为郎。
赀选是对官吏的资产限制。汉代统治者信奉“有恒产者有恒心”，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家产才能够被选拔为官。汉初为十算（算为汉代的征税单位，一算为资产一万钱），景帝时降为四算。后来到武帝时，又开始卖官，称为纳赀，从而打破了汉初商贾不得为官的限制。此后，卖官鬻爵成为历代王朝选官制度地一个补充手段。
不过，到汉代后期，察举和辟除都侧重于名声，越到后来沽名钓誉现象越严重。汉末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这一弊端的写照。
在三国时期，有识之士深深体会到察举已不适应社会需要，所以寻找各种途径进行改革。先是曹操的征贤令，他广征贤才，不求名声，甚至说哪怕当过贼，做过恶。不敬父母的不孝之人，只要有才能，一样可以来我这里当官。而陈群推出的“九品中正官人法”，虽然在政治上有利于克服汉末以来地分裂割据局势，但是，却造成了官吏任免中地权责分割。中正管品评而没有用人权，对用人不当不承担责任；政府有用人权，却受到中正品评的牵制。“中正之法行，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攉用者不敢违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则司评论者本不任其咎。体统脉络各不相关，故循私之弊无由惩革。”此制度囿于门第的限制，在选拔官吏的实际效果上无足称道。
关于举贤用能。我自蜀中初学政事之时，便将之作为重中之重，请太傅许靖亲自负责，进行管理，提出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大夫，无论读过书还是没读过书，甚至无论是汉是夷，是蛮是胡，只要有才能，就可以获得官职的口号。从平民中简拔了大量英才；其后，每行至一处，必先查其风俗，访其贤才，擢拔使用。但是我对此并不满足。因为所有察举。都是相马，所以易于被操纵，也容易使各地官员成帮结派，而我要的是赛马，使天下英才自现于囊中，是脱颖还是露端，一眼便能看出来。
我把我的想法对孔明说了，孔明亦深以为意。但是。当如何来制定赛马的规则，需知天下之才颇众，断无一法可以约束的。我自然赞同他的观点，当下我们认真讨论，如何来定此规则。首先。察举制是由他人推荐，考试为辅；而我们要定地制度却要让英才自现，让天下才人“怀牒自举”，以考试定取舍。其次，我们扩大了参加考试的人选：一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在读生员，二是身家清白符合报名条件经州县审查合格的普通百姓。除了罪犯，僧道及倡伶等几种职业外，都可以参加。这样，参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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