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进入最后部分，关于理论的边界与未来方向。宋子墨展示了P-009不良反应的详细分析，以及他们如何从中学习，改进预测模型。也坦承了目前无法解释的少数案例，以及正在探索中的新问题。
“……所以，系统调节理论不是一个完美的、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开放的、正在生长的研究框架。它提供的不是万能药，而是一种理解复杂疾病、设计个性化干预的新思维方式。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给出了所有答案，而在于提出了一组更好的问题，给出一种全新的理解疾病的新思路，而这种思路在我们实验和临床中已经得到大量数据的验证。”
最后一张幻灯片亮起，是杨平定下的那句：“医学的未来：从战争到对话。”
报告结束，掌声响起，热烈，持久、认真。
问答环节才是真正的考验。问题接踵而来，有的关注技术细节，有的质疑理论的可证伪性，有的询问临床应用的成本与可行性。唐顺和宋子墨交替回答，互相补充，一个侧重基础理论，一个侧重临床研究。遇到特别专业或刁钻的问题，唐顺会稍作思考，然后给出基于现有数据的严谨回答；宋子墨则擅长将复杂问题化解，用比喻或案例帮助提问者理解。
一个来自分子生物学背景的委员问道：“你们强调‘系统’，但所有的机制阐述仍然落在具体的分子和通路上。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系统调节，最终还是要还原到分子生物学？那么它的‘新模式’意义何在？”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唐顺和宋子墨对视一眼，唐顺上前一步：
“很好的问题！我们认为，还原论和系统论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就像我们想了解一座城市的运作，既需要地图来了解街道布局（还原论），也需要了解交通流量、社区功能、经济活动（系统论）。系统调节理论试图绘制的是后一种‘功能地图’。它告诉我们，干预A分子可能会在B、C、D等多个层面产生连锁反应，这些反应综合起来决定了最终效果。它让我们在操作具体‘街道’（分子）时，心里有一张‘城市地图’（系统），避免‘疏通了一条路，却堵塞了另一片区域’的意外后果。所以，新模式不在于抛弃分子细节，而在于将这些细节放在一个更大的、动态的相互关系中理解。”
回答完毕，提问的委员沉思着点了点头，卡尔森教授在本子上记录了什么。
问答持续了四十分钟，比原定时间长。结束时，不少听众走上前来继续交流。唐顺和宋子墨被围在中间，耐心地回答着一个个问题。最初的紧张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实的疲惫和淡淡的成就感。
在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讲台上，宋子墨和唐顺清晰、扎实、不卑不亢地阐述了他们的理论，他们圆满完成任务，然后兴奋地向杨平及时汇报。
知道唐顺和宋子墨他们报告顺利，杨平回了个“好”字。
深夜，小树已经睡沉。杨平打开电脑，看到了唐顺发来的报告全文记录和现场照片。他仔细看了一遍，特别是问答环节。唐顺和宋子墨的回答，严谨中肯，甚至有些地方比他预想的还要周到。
他拨通了越洋视频电话。瑞典那边是下午，唐顺和宋子墨刚刚结束圆桌讨论，回到酒店，脸上还带着兴奋后的倦意。
“教授！”两人看到杨平，立刻坐直。
“报告我看了，很好。”杨平直接说，“问答环节对系统与还原关系的回答，尤其到位，辛苦了。”
得到杨平的肯定，两人脸上顿时放出光来，比在报告厅得到掌声还开心。
“教授，卡尔森主席后来私下跟我们聊了几句，问了不少关于团队建设和技术细节的问题。”宋子墨汇报。
“你们明天就回来？”
“对，下午的飞机。”
“嗯，回来好好休息，研究所这边一切正常。”
简短的通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