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转通过跨膜区传递到细胞内，就像拧动一个开关。”
艾琳娜凝视着屏幕上缓缓旋转的分子模型，久久不语。
“怎么了？”陆小路问。
“它很美！”艾琳娜轻声说，“如此复杂，又如此精妙。一个微小的旋转，就能改变细胞的命运。而我的身体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分子，生命真是奇妙。”
她转向陆小路：“你们的工作就像在翻译生命的语言。这些结构是字母，信号通路是语法。”
有艺术细胞人就是不一样，什么东西都能够用直觉来表达。
再一次结肠镜复查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
“腺瘤数量：减少了三个。”内镜中心肖主任的声音有些激动，“只剩下三十四个，这三十四个全部较以前减小，其中有三个小于3毫米的扁平息肉，病理为低级别管状腺瘤。萎缩性胃炎区域，胃镜显示黏膜恢复正常纹理，活检未见肠上皮化生。”
杨平没有表现的很兴奋：“我们需要确认这种消退是否持久，会不会反弹。”
消退的腺瘤组织，在治疗前都采集了活检样本。团队回顾性分析了这些样本的单细胞数据，发现那些最终消退的腺瘤，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的细胞在治疗前就表现出更高的“身份状态可塑性”——TIM表达谱的波动性更大，细胞命运相关基因的表观遗传修饰更“开放”。
“就像一群迷茫的人，更容易接受新的指引，”唐顺分析，“而那些没有消退的腺瘤，细胞身份状态更‘僵化’，可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异常稳态，需要更强的调节信号或更长的时间。”
“所以调节治疗存在一个机会窗，”宋子墨总结，“在系统尚未完全固化在错误状态时干预，效果最好，越早干预，所需力度越小，成功率越高。”
艾琳娜的案例阶段报告发表在《医学》上。二十四小时内下载量突破五万次，引发全球医学界地震。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亲自致电杨平，他要为杨平的论文发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医学模式的变化：从对抗到调节》。
文中写道：“艾琳娜·沃尔科娃的案例，可能标志着我们对待遗传性癌症高风险人群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我们只能提供监测和预防性切除手术，一种基于恐惧的、破坏性的对抗策略。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通过精密的系统调节，恢复机体自身的秩序维持能力，这不仅可以治疗疾病，还可以预防疾病。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医学模式的进步。”
但质疑声随之而来，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一位著名的统计流行病学家：“单案例报告，无论多么精彩，都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可能是自然消退，可能是安慰剂效应。我们需要随机对照试验，需要至少一百例患者，五年随访，才能下结论。”
面对质疑，杨平不为所动，他有条不紊地按自己的计划前进。
“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招募更多林奇综合征携带者，随机分组，对照比较调节干预与标准监测的预防效果。”
“利用艾琳娜时间序列的多组学数据，构建一个“从调节信号输入到疾病预防输出”的定量预测模型。这个模型要能回答：给定一个患者的初始系统状态，需要多大强度的调节信号，持续多久，才能将其稳定在健康状态？哪些生物标志物可以最早预测干预成功或失败？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那么未来我们面对高风险患者时，就可以先进行深度系统诊断，然后像开药方一样，开出个性化的‘调节处方’：用什么分子、多少剂量、什么频率，做到精准调节。”
唐顺、陆小路、宋子墨、徐志良，这个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团队现在打了鸡血一样，因为所有的研究表明，杨教授的假说是正确的，而且它的价值远远不是治疗几个肿瘤患者，它将开启一个新的医学模式。
这种医学模式是启动或恢复人体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还能让人体进行精确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