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又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祝愿她有好运吧。”
“王桑，我—”
“别问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烦着呢！这些话今后也别再问我了，如果你再问，咱们以后别再见面了！”
赤木见他发火了，只好笑着连连答应，又转开话题说道，最近发生在上海的事。有几件事陈伯康听得为之一振，感到事情确实如戴笠所说，在自己离开上海之后，军统人员杀敌锄奸的行动开始有了好转。
比如，上海女子大学的校长吴志骞因为参加那个“和平运动”之后，在上个月4日，被人在校内用枪刺杀，身中四枪不治而亡。
三天之后，伪政府的社会局第三科的科长许也夫到上海治病，在深夜凌晨的时候，被人枪杀在病床之上，身中两枪，经抢救无效而亡。
又隔一天，原军统的上海站的外勤人员王永魁、刘永因投降汪伪甘作爪牙，被军统上海站的人在公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击毙。
六天后，漕河泾警备司令韩钧在同其翻译官金田山等人一行，由公寓出门，步行至其自备的汽车旁，遭到埋伏在附近的四名凶手袭击。韩钧被击中两弹，身负重伤，经抢救后无性命之忧。
9月下旬中午，上海难民儿童教养院总干事，伪沪市上海商会总干事李如璋到公共租界福州路701号天蟾广播电台去进行募捐宣传，完毕后在门前送人，被突然窜出几个携枪的青年把枪射击，当场中弹倒地，后送至山东路的仁济医院，抢救无效，失血过多而死。
还有一些被刺杀的人因为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被制裁，基本上这些行刺人员都是全身而退，很明显这些行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然不会有这么高的成功率。
这些刺杀行动从另一方面看，似乎也能证明军统上海站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运转了，而且成效有目共睹。
赤木见陈伯康听的闭目沉思，似乎在思索其中的关键，不想因为自己的说话打断了他的思考，于是停下了讲述。
陈伯康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后，发现赤木没有在讲述，而是看着自己，笑了笑也不在意，问道：“这些刺杀案件是在这段时间集中发生的的，还是陆续发生的？或者是有针对性的，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样吗？这些你都清楚吗？”
赤木在刚才的讲述中并没有说明详细的时间，仅是当作闲谈再说，见他这么询问自己，变想了想说：“应该是陆续发生的，前段时间并没有像这样频繁发生。”
“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军统的人已经恢复了组织行动，而且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王桑，虽然我并不了解这些案件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军统的情况。但你说的跟我叔叔说的基本是一致的。”
“废话！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虽然我年轻，干的时间也短。如果这样的分析也做不出来，那我不就是废物了吗！哎，倒是你说你叔叔跟我说的差不多，难道他也是跟我干一行的？”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我叔叔跟你是干一行的，只不过没在这边干。他是在公共租界那边做事。”
陈伯康装出恍然大悟的看着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算是知道了。